诺基亚土壤的变革：从芬兰到中国

　　全秋梅

　　编者按：

　　100元的出口商品里有20元是诺基亚的产品，这开始被芬兰看作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威胁。

　　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芬兰的名言是“教育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力”。如今，它要在未来的4年时间里，对教育进行50年来最大的改革，希望以此推动创新体系的改变，抑制诺基亚等企业在国内研发投入的下降势头，摆脱某个领域、单个企业对一个国家经济的主导，孕育为更多前沿技术领域服务的国家创新体系。

　　“想要从事ICT行业，进入诺基亚等大公司工作的请举手。”当这个问题在芬兰沃萨高级中学高三年级兴趣辅导班抛出，课室里霎时沉寂了，没有一只手举起来。这种情形发生在别的国家，并不叫人惊讶，但这是发生在芬兰。

　　“不想进入诺基亚”的芬兰人

　　Juuso是沃萨高级中学的一个学生，他和他的朋友们大多都使用诺基亚手机，他们都以诺基亚为傲，但是他说他不想进入诺基亚工作，周边的朋友也不想。Sazan和他的朋友也是相似的情况。

　　这种随机的采访结果叫人意外，因为芬兰是诺基亚的故乡，是全球最大的移动社区。这一点，当你到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机场，就能快速感受到：诺基亚在机场商店里有很大的柜台区，还可能有移动电话或者通信技术的展览活动。

　　诺基亚与芬兰整体经济的发展是如此密切相关。最新的统计显示，诺基亚公司产值占芬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近4%，出口贡献达20%，相当于芬兰整个造纸工业的出口总值。自从1997年诺基亚开始稳坐世界通信巨头的交椅，芬兰，这个北欧仅500多万人口的国家，其国家经济的竞争力也开始叫世界瞩目，甚至2000年到2005年期间有4年取代美国，盘桓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排行首位。

　　但是，移动王国的桂冠，诺基亚全球的速度，正在给芬兰人以及芬兰的创新和教育体系带来压力。

　　Sazan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想进诺基亚。“也许是压力太大吧。”Juuso想了好些时间，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是的，平时和朋友们讨论，他们也都是表示不想进入诺基亚工作。但是有最新的调查表明，诺基亚在最想进入的公司里仍然排名第一。也许，大家担心说出来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太大，担心最后实现不了。芬兰人是很害羞、很谨慎的。” 王庆一说，他是芬兰中国移民的第二代，正在赫尔辛基一所商业大学就读。

　　众所周知，除了社会福利之外，芬兰政府最重要的支出是教育与研发，而且集全国之力专注将资源集中在几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信息与通讯工程产业，芬兰人就常自称他们是“工程师社会”。诺基亚企业高管曾经对媒体表示，诺基亚之所以能够科技独步全球，就是因为芬兰的科技教育出色，总是能找到最好的工程师。

　　如今芬兰ICT专才的供给，却开始出现了缺口。芬兰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有3191名工程类毕业生。但是大学教授Heikki Saikkonen估计，芬兰最近每年大概向ICT产业输送有关工程师1000到1500名，对于产业的需求并不足够，现在芬兰每年需要从海外引进好几百的专业人才。

　　关于自身经济的竞争力，芬兰的名言就是，“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如今，它却要进行50年来最大的变革。芬兰教育部特别顾问Iikka Turunen说：“我们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希望创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学，跟随企业的变化，研究机构和研究者能更好更灵活地为私营部门服务。”

　　国际化方向

　　目前，芬兰是人均占有大学最多的国家：20所大学和26所职业院校。并且，芬兰的研究者与工作人员的比例，也高于众多国家。

　　芬兰的教育强调为产业服务，强调研究与实践的交流与结合。沃萨高级中学2008年新增加了物流课程，这是因为沃萨地区要发展港口经济，将需要大量的物流人才，所以从高中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更多的学生成为物流专才。

　　Heikki Saikkonen认为，支持诺基亚这些ICT公司发展的，正是结合实践经验的对产业技术深刻的理解，是从商业以及人力资源角度规划发展的严格教育。

　　Helsinki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rea(下称“HERA”)介绍，在芬兰，企业和高等教育机构间，在研发方面也是手牵手般亲密无间，学术与产业间内生的血脉相连，是芬兰创新系统独有的特征。诺基亚不少的创新都是从学生的毕业论文里开启的。很多ICT学生的毕业论文，都是由诺基亚等有声望的大企业付费支持进行的。诸多ICT公司都在赞助学院里的研发工作。

　　诺基亚已经进化成最典型的全球化企业之一，“globalization”成为它发展的关键词。虽然强调与实践紧密结合，但是，芬兰的教育系统却开始呈现出封闭的流动状态，有大学教授介绍，越来越多的教授都是来自诺基亚等大企业的精英。这似乎跟诺基亚们的新特征出现了脱节。

　　HERA介绍，芬兰的企业，也许对芬兰毕业的中国学生有特别的兴趣，因为他们除了知道技术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外，还能发现芬兰和中国之间商业文化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区别，能够很好地适应需要不同文化间能力的工作。

　　但是，数据显示芬兰的外国留学生比例很低，大学里最高的比例是4%，中国留学生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芬兰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给诺基亚和芬兰自身的竞争力开始带来了不适：

　　诺基亚公布收入报告显示，该公司全球市场份额虽然仍然维持在极高的38%，但是2008年第三季度净收入同比下降30%。诺基亚集团表示，净收入下降主要因市场份额下降，尤其是其智能手机销售额在北美市场受苹果手机冲击严重。2003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公布当年全球竞争力排行时，特别称赞了诺基亚能迅速采纳新技术并“孕育了一种创新的文化”。但是现在它在研发创新上受到了大的冲击。

　　同时，就芬兰国家竞争力自身，在WEF的全球竞争力排行，在2007年后，2008年继续离开首位，跌至第六。

　　包括诺基亚等芬兰企业，在芬兰国内的研发费用开始不断下降，他们在加速向国外转移运作部门，其中包括研发，这成了Iikka Turunen担忧的问题。他说：“芬兰的研究和高等教育系统，需要为专才和创新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环境，我们要把小的学校联合起来变成更强的学校，我们希望有更多更优秀、影响力大的学校。”

　　国际化正在成为芬兰大学与研究机构增长的重要方向，他们希望引进国际有名的教授，希望提高留学生的比例。

　　芬兰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设备进行了调查，初步调查结果让他们自责地发现，芬兰虽然以信息技术闻名全球，但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却并没有足够的设施。Iikka Turunen说：“我们想要为国际教授准备最好的设备。”

　　不过，增强国际化研究合作是更为重要的事情。Iikka Turunen说：“国际化研究者低的灵活度，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弱势。”因此，芬兰教育改革，将要从机制上深刻推动。

　　独立化改革

　　目前，芬兰的大学以及大多数的研究机构，相当于芬兰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大学教授也等同于政府的官员。他们更多时候首先必须接受来自政府推动的研究任务，极少的空间对研究项目进行选择。这有利于国家集中研发力量，推进某个领域的研发。但是这样做的弊端开始显现：大学以及研发机构竞争意识不强，而且大学教授作为国家官员，也更好地享受到了“北欧国家”特有的工作制的福利。

　　与诺基亚在国内合作的芬兰学者与研究者，大多每周5个工作日，基本上有3个工作日是半休息的状态。这与诺基亚的步子显然不一致。有诺基亚供应商介绍，诺基亚强调与合作伙伴共同成长，向合作伙伴公开更多的相关规划与资料，共同进行新项目研发。但是在共享信息的状况下，是诺基亚高强度的工作要求。诺基亚每年与每个供应商都要单独开一两次会议，要求供应商每半年报告进展，甚至要求供应商在其全球各个区域办公室，时差两小时的区域内，必须确保有研发人员随时提供技术支持。

　　“我们需要建立以需求引导、用户驱动的创新体系。”Iikka Turunen说，“芬兰的大学都将有足够的资金起步，但是以后将变成独立的机构，与政府没有关系，财务等都将独立，如果办得不好，也将倒闭。”

　　Metropdia大学，在2008年8月1日起，作为芬兰教育改革先行者启动了新的旅程。据介绍，Metropdia是由两所应用大学联合重组，几个城市作为股东，学校工作人员不再是政府的官员。Metropdia未来会更加独立，但是没有私营股份，也还没有向私营股份开放的计划。学校的教员们还没有感受到不同机制运作下的过多区别，他们说：“收入还是稳定的，目前不同的是，我们在选择研发项目上更加自由了。”

　　HERA解释，在新的变革下，芬兰的大学将要求在国内的服务中有更多的主动独立的决策空间，从长远来说，他们希望能够更好地对产业的要求作出反应。

　　不过，在跟上企业的变化之外，芬兰的教育改革也在试图作出新的格局变化。HERA介绍，在研发越来越国际化的变化下，国内的研发部门将聚焦在更为保险的领域，就是一些前沿科学。前沿技术的投资，是一种继续保持创新活力的方式，并且避免集中在某个产业的风险。

　　目前，芬兰创新体系过于集中在某个产业、单个企业，这被Iikka Turunen视作对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一种威胁。

　　芬兰：出口“环境”到中国

　　宋蕾

　　当诺基亚在中国找到了全球最大的市场之后，芬兰还可以在中国有什么作为？或许还可以卖北欧的空气。

　　在赫尔辛基的街头，偶尔能感受到一片飘然而至的海鸥羽毛。旅居芬兰的华人张伟(化名)的心目中，赫尔辛基是一座没有过多时尚、没有繁华人流的城市，但这里有的是和自然无限亲近的机会。人们可以在上班路上遇见松鼠，在静谧的湿地与湖泊边跑步，或者飞越70%被森林覆盖的国土上空，去北极圈中等待北极光的出现。

　　这个培育了诺基亚的国度，正在探索继通讯技术之后，下一个输向世界的科技点——环保，并试图在中国再次找到市场。

　　作为公认的环境可持续性和环境绩效方面的领先者，芬兰曾在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SI)评比中，连续三年位列146个国家之首。而如今在世界新能源开发潮流中,随着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针对乙醇燃料、混合动力汽车、新能源等政策提出了详细目标之后,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开始启动。

　　与此同时,芬兰的眼光也颇长远,和一些经济大国一样,在新能源战略方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今年年底,法国政府定下2020年将法国可再生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3%以上的目标,日本政府发布“太阳能发电普及行动计划”之后,芬兰政府也拟大幅提高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比例，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全国能耗占比从目前的29%大幅提至38%。

　　从芬兰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可以看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芬兰明确放弃了依靠资源经济的发展道路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于是在90年代抓住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会,而在新世纪最初的10年,又开始进入新能源的开发之中,始终走在新科技带动经济增长点的前沿。

　　而在2008年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芬兰的新能源环保技术来到了同样位于海滨的中国厦门。今年，包括风能、水保护、能源效率提高、垃圾处理等在内的多项环保技术已经成为芬兰对中国的着重推介点，开始了向中国全面出口“环境”之旅。

　　赴会的芬兰贸工部技术司高级顾问卡罗拉·维克多森女士表示，中国正在大力推行节能减排政策，她相信与芬兰的节能环保合作将越来越深入。

　　而2008年5月在赫尔辛基，芬兰环境科技中国项目委员会(FECC)主任马力·潘瑟卡里欧则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他们一直在进行着环保技术形成商业模式的努力，目前他们正在促使芬兰大部分拥有环保技术的企业联合，并给他们配以统一的“绿色芬兰”商标来打入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即使一个省的项目都超过芬兰全国的需要，我们的企业相对中国来说，规模都太小了。”马力说。

　　气候变化的敏感者

　　没有人比生活在北极圈附近更早地深切感受着地球的变化。

　　当中国近年开始遭受着突变的极端气候，并艰难地扭转经济发展模式之时，远在赫尔辛基以北的Lathi市，赫尔辛基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提莫·凯瑞赛的工作小组每年测量Vesijarvi湖的冰层，相对37年前已经薄了近20~30厘米。

　　而在芬兰北部位于北极圈内的拉普兰省，当地旅游局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开始准备迎接日益增多的来自欧洲的游客，因为变暖的气候使中欧已经很少看到大雪，人们不得不回到位于芬兰北部圣诞老人的故乡。

　　芬兰的科学家也是最早参与北极冰川融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者之一，芬兰也是较早将气候变化融入能源战略的国家之一。拉普兰极地研究中心的科学家麦卡·提若那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北极地区的温度变化是全球其他地区的数倍，即使在北极极地中心的气温升高趋势也是北极南部的一倍。而在过去的10年中，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量已经趋近于曾经过去1000年中的变化量。

　　“当然，我们不必担心，芬兰的国土陆地每年也以3厘米的速度升高，基本持平海平面上升的速度。”麦卡补充说。

　　他认为，渲染气温升高导致海平面升高淹没陆地的威胁可能是一个误解，目前全球有25%的海平面上升原因仍然无从解释，并非来自冰川融化，但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加速和复杂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其威胁更多的是来自超出预料的极端气候变化。他说，任何时候，这种变化都超出全球在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可以观测的量。

　　生活在拉普兰地区的芬兰原始土著居民萨米人在1950年前后就开始观察到北极圈内增多的气候反常，极大地威胁到了他们的游牧生活。

　　拉普兰大学极地研究中心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他们是世界上或许最早知道全球气候变化的人。目前，研究萨米人观察自然并不断调整生存技巧，也成为该中心的一项研究项目。他们不仅需要获取冰川和海洋变化的数据，也一样研究生活在北极圈的人如何应对气候挑战，如何在团体合作和后代教育获得生存。因为50年后，这种挑战已经从北极延伸到了全球。

　　“环境经济”增长点

　　基于贴近北极的敏感，芬兰应对环境的经济措施，可以说起步早于世界其他地区10年。在1990年，芬兰就率先开征了二氧化碳税(简称为碳税)，征税范围为所有矿物燃料，并根据不同燃料的含碳量确定计税标准。此后，瑞典、丹麦和挪威也相继开征。北欧也成为将环境融入经济政策的发源之地。

　　此后，提高能源效率一直是芬兰政府的优先战略考虑，芬兰政府和企业也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产品研发和创新方案的开拓。这使得芬兰企业在能源效率、清洁工业处理、水资源和废物管理、循环利用和环境监测等领域收获了不少成就。

　　这同时也给芬兰经济带来了高额的经济回报，根据芬兰贸工部的统计，目前，芬兰的清洁能源技术出口较上世纪90年代提高了4倍，达到38亿欧元，占芬兰出口总额的约10%，远远高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

　　当全球开始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并融入政治谈判、经济领域包括企业寻找节能商机、资本寻求绿色贷款的潮流中时，芬兰已经在环保技术领域的确立方面获得先机，并开始商业化运作。

　　在人们的印象中，如芬兰这样的北欧国家，拥有当前令世界其他国家羡慕的稳定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生活环境，一切都是那么干净与恰到好处。在这里，没有过度的生存压力、没有复杂的社会现状、没有喧嚣的人群，如此环境中，人们似乎只剩下一件事——创造，回到人最本质的思考状态。芬兰的科研人员会彼此问“你上一次停下来并真正看看周围的世界——抬起头看屋顶、天空或远方的地平线是什么时候？”

　　这个上世纪80年代仍然是欧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崛起所依靠的也是适应全球化的科技创新。在90年代的信息变革趋势中，芬兰出现了一个小国中的大企业——诺基亚，在贡献了芬兰全国GDP三分之一的同时，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一个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

　　芬兰经济研究所所长帕提·瓦替亚认为，芬兰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保持知识资产持续增长的科技领先地位，这是一个小国在全球竞争中赖以生存的唯一机会。目前，芬兰一直坚持着创新投资占GDP的3.5%，这个比例处于世界前列。

　　而进入21世纪，“环境”已经成为新的引领世界经济力量的关键词，芬兰在这个领域将延续一贯的科技投入，并完善着他们在“需要科研开发的适当时候投入正确的资金”这一体制。

　　“我们彼此需要”

　　近年开始，芬兰向中国输出“环保技术”远远超过企业行为，应该说是政府的经济决策之一。有理由认为，中国是芬兰技术的大市场之一，中国目前面临着环境承载脆弱和经济增长需求矛盾的局面。

　　当中国在和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日本进行诸多清洁能源合作时，或许更多的是商业的竞争，或者是国家间的竞争，而在芬兰环境科技中国项目委员会(FECC)主任马力·潘瑟卡里欧的感觉里，中芬的合作更多的是“我们彼此需要”。

　　芬兰并不是一个大国，并不诉求全球的气候政治或者发言权，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可以将他们的技术输出的市场。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芬兰就开始积累各种处理水污染问题的经验。芬兰也经历过部分湖泊周围工业蓬勃发展、废水肆意排放的阶段。目前，赫尔辛基大学环境科学系已经使用较为先进的生物技术干预，恢复了这些湖泊的清澈和宁静。这些技术让人联想到能不能用到中国的太湖。

　　目前，芬兰方面较为积极地在推动着这种合作的可能。

　　为帮助中国企业与芬兰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芬兰原贸工部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已于去年签署“推动对华出口芬兰环保技术”项目的合作备忘录，成立“芬兰环境科技中国项目委员会”(FECC)，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FECC的使命旨在鼓励并促进中芬在环保及新能源产业方面的合作。

　　“中国实在太大了，你们一个省的项目，对于我们的一个公司来说，都是巨大无比的。芬兰公司的规模普遍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联合在一起承接中国项目。”芬兰环境科技中国项目委员会(FECC)主任马力·潘瑟卡里欧对记者表示。

　　对于FECC来说，中国是芬兰技术走向世界的一个平台，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独立的节能项目的运作模型，包括多家芬兰企业如何合作与中国开展项目等领域的探索。

　　而在前期的磨合观察中，目前芬兰方面已经对中国的清洁环保技术需求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他们认为，中国市场在以下领域对芬兰专业技术存在需要：造纸工业废水处理、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的废水收集和处理、电子废弃物包括手机电池的循环利用等，而在能源领域，中国对能源效率和废弃物转化为能源这方面的解决方案有着较大的兴趣，这些也正是芬兰企业所拥有的技术，这个拥有3000家环保技术企业的国家，正努力通过中国平台进入全球以10%增长的清洁环保技术市场。